天文年历显示，本世纪100年中，中秋节和教师节在同一天的年份仅有三次，分别是2022年、2041年和2079年。中秋意味团聚，教师节表达着书香传承，在这个特殊的双节，我们带来两个桃李世家的故事。

桃李不言家风永存

每年的教师节，都是我们家的重要节日。我家老中少三代都是教师，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往事和最近的生活，当然还有教育，教育在我们家，是一个不能避开的话题，关于它有太多故事要讲。

太太（太姥姥）为何成为语文老师我已经无从知晓了。小时候我刚开始接触语文，太太就喜欢捧着我的语文书，陪我一边读着，一边回忆她教书的时光。她家和学校就隔着一条马路，那时候她经常是五六点就起来，准备四个孩子的早饭。四个孩就在她所任职的学校上学。每天在我太太走后，我姥爷作为最大的孩子，带着其他孩子洗漱，吃饭，上学……但他在学校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天天在学校里上房揭瓦。我太太也不惯着他，拎到其他人面前就是一顿骂，回家还得来一顿打。

她跟我说，书读得好，就能有出息，她希望她所有的学生都能有出息，包括她的孩子们，对他们严一点是好的。

每天从学校回家，她收拾完家务，看着孩子们都睡了，才开始戴着眼镜在灯光下批作业，备课……笔记满满地写了好几十本，笔不知道用了多少根。她就这样一直做老师，做到她的子女也结婚生子，她依旧在家对面的小学教书。在她五十多岁的时候，我妈成为了她的学生。那时的她对学生也柔和了很多，之前不苟言笑的她变得慈祥了。我妈说，当时学生们可喜欢语文课了，太太是相当地受欢迎。孩子们喜欢她，也连带着喜欢学语文。“我都搞不懂这群小孩了。你说我以前干吗那么凶，两边都累！”她笑着对我说。我想，答案都藏在那几十本厚厚的笔记里吧。

我姥爷本来是没有当老师的打算，他当年高考录取后去学了工程，却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到学校里教了一段时间的数学和工程。和小时候不同，他长大后变得有些沉默寡言，用我姥姥的话说就是“闷头葫芦”。所以让他站上讲台时他特别抗拒，不过他的专业水平确实相当厉害，学校里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姥爷讲的第一节课，一上来就大讲特讲理论知识，讲得旁若无人，学生们一边迷茫一边做着笔记。一节课上完，他准备离开教室，突然有学生问他怎么称呼，他才想起来他没介绍自己。他经常和我说，他当时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特别不适应。有天晚上回到家，他郑重其事地和我太太说：“妈，您能教教我怎么讲课吗？”我太太被他的认真劲打动了，把她多年的经验一股脑地都告诉了他。我姥爷一边听还一边记，第二天就把本子摊开在讲台上，时不时地就看两眼，过了一阵子，他终于能比较自如地在学生面前讲课时，他又被调走了。太太有点可惜，但姥爷长出了一口气，“还好我后面会讲课了，也不算耽误孩子们，下一个老师别像我这样就行。”

我妈从小就在这样的氛围下长大，她本人也是相当喜欢看书。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藏在摞得和她差不多高的书堆后面读书。我太太也很喜欢她，经常对她说：“你啊，以后当个老师多好啊！”虽然我妈年轻气盛，但在家里的安排下还是去了师范学校读书，毕业以后去了小学实习。“当时我其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当老师，我觉得我自己都不算好学生，我怎么教小孩呢？”

那时候出国留学刚刚兴起，我妈便和家里人商量要去国外读书，但交换条件是：要读和当老师有关系的，回国还要接着教书。这段时间，我妈的思想在不同文化的冲击下重新构建。她回国以后选择去做早教和美术教育。“我在国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除了学习之外，你的生命里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从我小时候开始，妈妈就坚持每个周末带我去不一样的地方，有的时候是书店，有的时候是美术馆，有的时候是博物馆……她把我从繁重的学习里拉出来，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包括我面试学通社，也是她一直鼓励我尝试：“这不比做题有意思多啦？”在我犹豫的时候，她告诉我：“如果你可以，但你没有抓住这次机会，你后不后悔？”我记住了这句话，抓住了在此之后的每一次机会。她常会看着我，露出一种满意的笑：“我很高兴我教育出了你这样的小孩。”

三代人，三位老师，三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在他们之间互相传承。我们能看出他们身上的时代烙印，在思想的不断变化下产生碰撞。但正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教育，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个时代。教师节快乐，亲爱的园丁们。

文/陈乐童（北大附中）

从象牙塔到三尺讲台她理解了母亲

2021年夏天，大可离开了北大校园。在完成了博士论文后，她选择来到北京市一所公立高中，成为一名语文教师。

这一选择和她青年时期的人生规划大不相同——在整个学生时代，她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好，好到成绩甩开第二名几十分；体育也不错，校运会上每年都能站上领奖台；她还是特长生，以音乐特长升入高中，在名校的课业压力下，每天还能练一小时琴——最终她通过北大的保送考试，进入了北大数学学院。在那时的她看来，数学是人类思维的结晶，智力带来的纯粹之美，也是她最向往的。而拥有理科思维的另一面，是她对人情往来和日常社交感到疲惫，在现在的她看来，这种偏好，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缺乏共情能力的体现。

在数院学习两年后，大可发现这里的世界和高中时代只做题的世界完全不同，现实世界里没有那些理想化的模型。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割裂感轰然产生，与此同时，她也发现自己的知识体系无法解释人类的历史和身边的世界，于是大可动了转系的念头。

利用一个学期在人文学院旁听了不同院系的课程后，大可选择转到中文系，开始了全然不同的人生。在读博士的第二年，她逐渐萌生了成为一名教师的想法，她想要和身边具体的人和事件产生联系，想要让一直很理想主义的自己多去社会上经受历练。身边很多的学姐、老师都建议她留校做高校老师，但大可却在第一时间对这个选项做出了否定，她想走出象牙塔，真正走进生活本身。

大可的母亲也是一位中学教师，对于女儿读到博士却仍选择去中学教书这件事，最初坚决不同意：她知道这份工作背后的辛苦与付出，她更知道女儿的性格并不适合应对中学教学过程中的琐事。

但最终大可还是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博士在读期间，她考取了教师资格证，也尝试在教育机构教授自主招生课程，慢慢走入了教师的角色。成为高中语文教师后，大可老师发现这份工作和她先前想象的大不相同。公立高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和她一贯经历的“精英”环境迥然不同。原本她以为，只要自己的知识储备足够，就可以对学生进行启蒙——她想要弥补少年时期的缺憾，想当然地从这些困惑自己的点出发，去进行教学设计。但来到公立高中后，她发现自己需要俯下身，以学生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老师认为有趣、有价值的问题，未必适合每一个学生。所谓“抽丝剥茧”，原来剥掉的是束缚在教师身上的“茧”——不同人的视角竟然如此不同，教育本质上是去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

同学们的收获与成长，是教师收获的最好反馈。大可老师在上课时，简略提到过人文研究的一些关键词和书籍，本是超纲的内容，没有强调学生去记录。有一次早读，她看到班里一位女同学的笔记中重点标注着这些拓展的内容；还有同学基于课上的互动，进行了自主的课外阅读，这些时刻都让大可重温了自己来到中学的初衷。

在来到教师岗位前，大可一直以为教师可以做到生活、工作的平衡，但是在当班主任以后，她发现教师的工作比别的职业对人的占用度还要高，生活、工作的平衡根本就不存在。她在不上课的时候，也不能彻底放松休息，而是要时刻绷紧自己的一根筋，随时待命。

这让她想起同为教师的母亲，在她小时候，母亲几乎从来没有陪她玩耍过，每天她放学回家，母亲可能还未下班。母亲回家后经常只是简单做个饭，就又回到学校处理学生的琐事。她以前不理解母亲，甚至把自己很多心理创伤归因于从小缺少母亲的陪伴。现在大可却真正体验到了母亲生活中的另一面——她们在北京、老家的讲台上，隔空而望、并肩前行。

如果说“桃李世家”有什么是可以传承的，大可觉得是社会责任感和一颗火热的心——这是教师所必备的品质。成为教师后，大可经常会在生活中不假思索地对陌生人伸出援手：少年时代的理想化在逐渐褪去，她真正和这个世界产生了联系。大可老师的母亲更是如此，她所在的小区因为疫情短暂封楼，在面临着上网课的压力脱不开身的情况下，她还是极力建议大可的父亲担任了楼长和志愿者，教师职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贯穿了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人，甚至也潜移默化影响了从事工程师职业的父亲。

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是每一位教师都像传统意义中的知识分子那样，在宏观意义上注视着整个社会的走向并仗义执言；但每一位教师一定都是在具体意义上维系和帮扶着整个社会的运转，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样，老师们维护着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构建着每一位孩童对世界的认知，奠基了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您们辛苦了。

采写/陈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