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流失海外百年的圆明园西洋楼石柱回归故土，首次在圆明园遗址公园正觉寺同公众见面。历经百年辗转，7根石柱终于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马首铜像之后又一批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文物。

历经10年促成圆明园石柱回归

这7根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石柱文物原系圆明园建筑构件，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后流失海外，曾一度流落到美国，后被西挪威装饰艺术博物馆收藏。近年来，在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政府、高校、机构、社会力量通力合作，最终促成挪威收藏机构向中方捐赠这批石柱文物。

圆明园西洋楼建筑以木质梁柱为基础，通过用砖砌筑内墙，外部包以汉白玉等石材的方法建造。其建筑主体仿西方巴洛克风格建造，常在建筑上设立石柱作为望柱或栏杆连接物使用，同时还具有装饰的作用。两侧没有雕花的石柱应为建筑上的联排装饰物，两侧饰有花瓶或花纹的石柱则用于楼梯或楼层平台栏杆部分，花瓶的样式则是配合栏杆形制雕刻而成。

此次回归的石柱共7件，均为汉白玉材质，通高约80—92cm，立面有雕花造型，品相较好，推测均来自西洋楼遗址区。这些石柱正面纹饰以西式番花、贝壳纹等西洋雕花为主，侧面花瓶内花束则以具有吉祥寓意的牡丹、玉兰、荷花、菊花等中国传统花卉为主，圭角卷云纹、开窗的海棠线雕刻方式等亦与中国古建望柱、栏板相同，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文化内涵。

近年来，中国政府以多种途径、多种方式促进多批次海外流失文物的回归。在此次7根石柱回归过程中，社会力量慷慨奉献、主动作为，高等院校热心支援、建言献策，国家多部门统筹引领、保驾护航，历经10年，最终促成石柱回到原属地。

圆明园石柱的“回归之路”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在圆明园大肆劫掠。经此大劫,圆明园的建筑构件、山石碑刻等逐渐被大规模盗用、售卖。

约翰·威廉·诺尔曼·蒙特(1864-1935年)，生于挪威的一个商人家庭,1886年来到中国,担任多项军事职务。在中国生活、工作期间,蒙特对中国文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通过交易等多种渠道收集了诸多中国艺术品,包含绘画、书籍、雕塑、金属、瓷器、玉器、漆器、纺织品等。

1907年,蒙特访问位于挪威卑尔根的西挪威装饰艺术博物馆(科德博物馆前身之一),此后直至1935年去世,蒙特曾多次将其收集的藏品运往该馆。

1926年,蒙特试图将一部分藏品卖给美国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以获取资金支持他在卑尔根的中国收藏，但他最终只出售了部分藏品,其它藏品因此被滞留在美国,圆明园石柱位列其中。

1961年至1964年,佩特思-蒙特协会将这批滞留的藏品捐赠给西挪威装饰艺术博物馆，从此这些石柱便陈列在挪威卑尔根的展厅里。

2013年8月,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黄怒波先生，应邀参观科德博物馆，他看到了圆明园石柱的展示,当即向爱兰德馆长表达希望圆明园石柱回家的愿望。

2013年10月,爱兰德馆长带领科德博物馆基金会成员，应邀访问并参观了北京大学、中坤集团和圆明园遗址公园，中坤集团、北京大学及科德博物馆三方就圆明园石柱回归及协助科德博物馆整理馆藏中国文物的合作达成初步意向。

2013年12月,经过多次沟通,中坤集团、北京大学及科德博物馆最终签署了三方合作协议,约定将7根石柱运回中国。

2018年4月,挪威文化部审核批准科德博物馆关于该批石柱文物的出境许可,同意将石柱归还中国。

2019年10月,为方便石柱进境,确保石柱的保护展示效果,国家文物局协调北京大学和中坤集团,推动将该批石柱存放在圆明园或其他具有文物进境免税资格的博物馆。而受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影响,直至2023年3月,中坤集团终将这批石柱运离挪威卑尔根港口,通过海运的方式运回中国。

2023年6月20日,7件总重超过2.6吨的石柱安全运抵北京,21日于圆明园完成文物点交入库。

2023年6月30日,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专家开展实物鉴定，一致认定其为真品。

石柱回归的意义大于其本身的价值

真正意义上讲，这是第二次回归圆明园的海外流失文物，第一次是马首。马首的经历也比较曲折，从私人购买到捐赠，中间几度易主。当年，法国人谢满禄买到了十二兽首中的鼠、牛、虎、兔、龙、马、猪等七个，后来散落各地。

此次回归的石柱，相比其他回归文物如兽首，价值没有那么高，但其回归的意义大于石柱本身的价值。从实践来看，每次文物回归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一件文物回归的方式，对促成下一件文物的回归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也许随着回归文物数量的增多，未来能够探索出更多各方都比较容易接受的回归方式。

在促进圆明园文物回归的过程中，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圆明园研究专家刘阳发现圆明园每一件文物面临的情况各不相同，比想象的要复杂。

据了解，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等，现在仍然保留着完整的圆明园文物进入博物馆的证据，如捐赠证书、发票等，很多文物是通过购买或捐赠流入，而且超过50年，不能一刀切地判定为掠夺，不能适用掠夺或战争的回归方式。通过一些研究，刘阳发现，文物在海外流转过程中，可以借他人之手，通过间接交易的方式，来洗白赃物，实现文物合法化的目的。

7根石柱的收藏者挪威人约翰·威廉·诺尔曼·蒙特，没有直接参与战争，而是通过多种渠道搜集了中国文物，之后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这种情况下，要和对方反复商议，光愤怒没有用。

圆明园有的文物直接被抢走，流向海外。在法国、美国、日本，国家博物馆或博物馆里收藏最多，英国以私人收藏为主，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因为当年抢夺文物之后，英国人就直接拿回家了，法国人献给了拿破仑三世，并由欧仁妮皇后专门在枫丹白露宫主持建造了一座中国馆，用来存放抢自圆明园的文物。有的文物在国内几经转手，民国时期才流出去。

在清代，宫内外各个殿堂陈设物品、造具都有账目清单，叫做陈设档案。但专家一直没有发现圆明园的陈设档案，一张都没有，可能毁于大火，可能被私人拿走了，也可能藏在清宫的哪个地方没有被发现。所以，目前并不知道圆明园到底有多少文物，根据圆明园建筑数量及比例，结合现在颐和园、故宫的情况来看，大概有80万-120万件，包括瓷器、玉器、铜器、书画、建筑构件等。

书画是目前确定圆明园文物最直接的办法，也是目前能够掌握的唯一的确凿的圆明园文物的证据链。我们知道乾隆皇帝爱盖章，他在圆明园收藏的书画作品，会盖上圆明园的专属印章，所以只要在其他任何地方看到这个印章，基本上可以确定出自圆明园。而且，后来乾隆皇帝还编纂了《石渠宝笈》，记载了很多圆明园的书画，可以相互印证。

参考：北京青年报、新京报